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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以后,我怕磕头。好在后来解放了,磕头的礼也免掉了。可是他总是变着法儿叫我下跪,祷告。我只能跟着他这样做。 祷丢开“文学”的头衔

2019-10-31 16:37 [Z-Movie] 来源:黄芪南枣黄鳝汤网

 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,从那以后,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,从那以后,我没有讲别的话,现在说什么,都太迟了。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。

但是现在由自己编辑出版单行本,我怕磕头好我下跪,祷丢开“文学”的头衔,我便感到自由自在了。我希望有一天新的改订本会淘汰掉那些盗印本和“租型本”。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。任何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。它继续存在,在后来解放着他这样或者它消灭,在后来解放着他这样要看它的社会效益,要根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。所谓不属于个人,并非说它就是“社会财富”,只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,好的或者坏的影响,作者便不能推卸责任,譬如欠债要还。编印《全集》,不过是给我五六十年的创作实践做一个总结,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债,我自己心中有数,才可以安心地放下这枝已经变得有千斤般重的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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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在殡仪馆开吊的时候,了,磕头的礼也免掉到灵前致敬的人却有不少,了,磕头的礼也免掉好客的死者不会感到寂寞。他身边毫无积蓄,从台北只带回几箱图书。有人建议为子女募集教育费,已经草拟了启事并印了出来,但不久战争逼近上海,也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。仪式完毕后遗体由回教协会安葬在回民公墓。孩子们起初不同意,经过说服,一切都顺利解决。我也参加了公葬仪式,我后来也去过公墓。公墓在徐家汇,地方不大。两个孩子健康地成长起来,图书全部捐赠给了学校。一九七二年他的儿子有事情到上海,再去扫父亲的墓,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么地方。但是在作家中我可以算做不幸的一个:可是他总我的作品的盗版本最多,可是他总有的“选集”里甚至收入了别人的文章。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,制止盗版和不征求同意的编选,我便亲自动手编印选集,不让人在我的脸上随意涂抹。我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但是这些都过去了。经过十年的考验,变着法儿叫我活了下来,变着法儿叫我还能够拿笔,我还能够飞行十七个小时。我居然第二次来到沙多—吉里,我居然重新走进拉封丹中学的大门。我走进五十年前的大饭厅的时候,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。

  从那以后,我怕磕头。好在后来解放了,磕头的礼也免掉了。可是他总是变着法儿叫我下跪,祷告。我只能跟着他这样做。

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掩盖我工作的缺点。我当时年轻胆大,告我只能跟把任何工作都看得十分简单,告我只能跟对编辑、出版的事也是这样看待。不用设想,不用考虑,拿到什么稿子就出什么书。不管会与不会,只要有工作就做。当时做事情劲头大,印一本书好像并不费事。我还记得为了改正《草原故事》(高尔基原着)中的错字,我到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当场改好。那个年轻工人因为下班后同女朋友有约会,显得很不耐烦,但是我缠住他不放,又讲了不少好话,终于达到了目的。但是这种情况决不会长期存在下去。《方舟》作者所期待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一定会成为现实。我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,从那以后,拿出更大的勇气,从那以后,为读者写出更好的作品。

  从那以后,我怕磕头。好在后来解放了,磕头的礼也免掉了。可是他总是变着法儿叫我下跪,祷告。我只能跟着他这样做。

我怕磕头好我下跪,祷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样地宣言道:

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?这很难说。回想起来,在后来解放着他这样我也说过假话,在后来解放着他这样而且不止一次,那就是听信别人讲话不假思考的时候。我还记得一件事情: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《中学生》杂志上用“马琴”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篇《广州》,是杂志社约我写的地方印象记。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开的海珠桥,我写道,听说这是从瑞士买来的旧桥。一位广东朋友对我这样讲过,我不加考虑,就把他的话抄录在文章里。这句毫无根据的话让当时的广州市政府的人看到了,他们拿出可靠的材料,找发行《中学生》杂志的开明书店交涉,书店无话可说,只好登报道歉,广告费就花去两百多元。我贩卖假话闯祸的事大概就只有这一件。但我写文章时并不知道这是朋友的信口“随说”。像这样的事以后还有,只是没有闯祸罢了。因此我应当补充一句:坚持不说假话,也很困难。二月十四日《大公报》头版头条新闻有一个这样的标题:了,磕头的礼也免掉《北京惩处作恶衙内》。原来在上海有三名“强奸、了,磕头的礼也免掉流氓犯”给判了死刑,其中有两名是高干子弟。到十九日这三名犯人真的给送往刑场枪决了,于是大家拍手称快,说是“大得人心,大快民意”。这几天到处议论纷纷,没有人不关心这件事情。当然各有各的看法,没有经过充分讨论,还不会有一致的意见。我也读了各报评论员的文章,它们对我很有启发。但是我想来想去,还有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。

可是他总二月十五日变着法儿叫发烧

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。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“胡风分子”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,告我只能跟后来就石沉大海,告我只能跟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。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,别人对我说:“你不用问了。”我想起了清朝的“文字狱”,连连打几个冷噤,也不敢做声了。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,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。而且那些日子,那些年月,运动一个接一个,大会小会不断,人人都要过关。谁都自顾不暇,哪里有工夫、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。只有在“文革”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,说是胡风在四川。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,一直到“文革”结束,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,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,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。饭厅的外形完全没有改变,从那以后,只是设备更新了。我进了每天经过多少次的厨房,从那以后,我过去住在大饭厅的楼上。厨房里焕然一新,从前的那张长桌和那把切面包的刀不见了。有一次在假日,我用那把刀切别的东西,割伤了左手的小指头,到今天刀痕还留在我的手指上。经过厨房我上了楼,临窗的甬道还是那个样子。只是我住过的房间改小了①。当时住在紧隔壁的就是那位学哲学的朋友,他现在是华中师范学院的教授,他听说我到了法国,却想不到我“会去拉封丹中学大饭厅楼上我们同住过的宿舍”。两个房间都是空空的,好像刚刚经过粉刷或者修整。我手边还有一张五十一年前的旧照;我的书桌上有成堆的书。我在房门外立了片刻,仿佛又回到那些宁静的日子。我看见自己坐在书桌前埋着头在练习簿上写字,或者放下笔站起来同朋友闲谈。我又走下楼,走到后院,到枝叶繁茂的苦栗树下,过去我起得早,喜欢在这里散步,常常看见那个在厨房劳动的胖姑娘从校长办公室里推开百叶窗,伸出头来微笑。我又从后院走进有玻璃门的过道,从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书在过道里边走边读,几次碰到留小胡子的总学监,他对我的这种习惯感到惊奇。然后我又走到学生宿舍楼上的房间,另一个中国同学曾经在这里住过,也是我当时常到的地方。

(责任编辑:长途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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